法显对5世纪初北印度民间佛教信仰的考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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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对5世纪初北印度

民间佛教信仰的考察

作者: 李利安 谢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选自论文集《东晋求法高僧法显与<佛国记>》http://www.cssn.cn/zjx/zjx_zjyj/mjzjxyyj/201402/t20140228_1006569.shtml 










5世纪初北印度

民间佛教信仰的基本特征 

(下)


5

5世纪初北印度的

          佛教信仰具有深远的影响


北印度的佛教信仰在5世纪初期的时候尽管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是小乘佛教比较普遍的信仰形态,但这些信仰对后世世界各地的佛教包括大乘佛教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弥勒信仰,按照法显的考察,北印度的弥勒像很可能是最早的弥勒造像。由于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佛像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

而这里的弥勒像制作于公元前2世纪时,很可能是比较早期出现的佛教人物造像。我的估计是,出现了弥勒净土信仰和未来佛信仰之后,人们上升兜率天宫面见弥勒的信仰和传说日益流行,为了满足人们见到弥勒的愿望,开始出现了由见到弥勒的人给大家描绘弥勒形象的现象,在当时只是为了让不能上升兜率的人见到弥勒的形象而已,并不绝对违背佛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

这种制作弥勒像的现象不但对后世弥勒信仰的传播,而且对佛教造像的出现和发展,都产生了刺激作用。

再例如,佛足印的崇拜,后世去印度求法的僧人对此一直热情不减,玄奘去印度时曾经带回佛足印,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中国各地依然可以见到佛足印,现代的人们对此兴趣依旧。

在北印度的几种佛教信仰中,对后世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佛的本生信仰和佛的舍利信仰。


北印度的佛本生遗迹很多,其中的内涵都成为后世中国极为流行的本生故事。割肉贸鸽、舍身施虎、以眼施人、以头施人等故事不但在佛教界成为激励人们行善布施的榜样,而且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重要素材,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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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舍利信仰,5世纪初北印度的舍利崇拜对后世的印度和中国产生的影响更为热烈,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根据玄奘的记载,北印度有两处佛舍利,一是佛牙,一是佛顶。佛牙与后世斯里兰卡佛牙和中国佛牙的关系现在尚未有人系统研究,关于北印度的佛顶舍利,笔者曾经应《中国民族报》的约稿,写了一篇文章,涉及本佛顶舍利在后世源流。根据法显的记载,这颗佛顶舍利在当时的北印度地位极高,影响极大。法显的记载是真实的。而且这种地位和影响在北印度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后世凡是去印度巡礼的中国人,几乎都会前去瞻礼。如北魏僧人慧生去印度时,就曾经瞻礼了这个舍利,并作了记载:“渡一大水,至那迦逻国,有佛顶骨及佛手书梵字石塔铭。”(《北魏僧慧生使西域记》)。《洛阳伽蓝记》在记述慧生巡礼时,对佛顶骨的形态和颜色也做了说明:“方圆四寸,黄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闪然似仰蜂窠。”到了6世纪初期,这个舍利依然存在并广受敬仰。例如那个时期的印度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就经常听老人们赞叹佛的遗迹,其中就提到佛的顶骨:“闻诸宿老叹佛景迹,或言某国有钵,某国有衣,顶骨牙齿,神变非一,遂即起心,愿得瞻奉。”(《续高僧传》卷2)可见佛顶骨和佛牙已经是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两种佛舍利。   

 

到了7世纪上半叶,玄奘是去印度取经。他在印度巡礼期间也曾瞻礼了这个佛顶舍利。《大唐西域记》卷2记载:佛顶舍利放置在一个宝函之中,宝函放置在一个七宝舍利塔内,而这个七宝舍利塔则放置在一个多层楼阁的第二层之中。玄奘看到的舍利颜色同法显看的基本相同,即黄白色,但大小同法显的记载略有不同,变成了“周一尺二寸”,而且“发孔分明”。玄奘还记载说:“欲知善恶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顶骨,随其福感,其文焕然。”这叫“取印”,可见佛顶骨有了测知善恶的灵验。因为前来瞻礼顶骨的人太多,为了限制,当局制定了一个规定:“诸欲见如来顶骨者,税一金钱。若取印者,税五金钱。”可是,“科条虽重,观礼弥众”,足见佛顶舍利在当时社会中的热烈反响。 

 

不知从何时开始,供奉在西北印度那竭国的佛顶舍利又分出一部分供奉在了迦毕试国。该国位于南亚次大陆之外的中亚地区。玄奘去过这里,应该是瞻礼了这个舍利,并对此处供奉的佛顶舍利有明确记载:“王城西北大河南岸旧王伽蓝,……其伽蓝东南有一伽蓝,亦名旧王,有如来顶骨一片,面广寸余,其色黄白,发孔分明。……每至六斋,王及大臣散花供养。”(《大唐西域记》卷1)“面广寸余”,可见迦毕试国的佛顶骨明显比西北印度那竭国的佛顶舍利小。义净在印度巡礼期间,也曾对这个佛顶舍利做了记载。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玄照条中说,玄照曾到迦毕试国礼拜如来之顶骨。他还记载说,有三位中国僧人也曾来这里瞻礼佛顶骨舍利,可见该处的舍利因为更加靠近中国而对中国人有更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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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顶舍利突破印度的范围向中国转移供奉既是佛教向东方传播的一个必然结果,也符合《杂阿含经》中所说的佛灭度后佛牙、佛顶和佛钵安置东方的预言。

根据唐代《法苑珠林》卷29的记载,供奉在中亚迦毕试国的佛顶舍利在唐朝初期被王玄策请回国内供奉。该书中说:“逾黑岭至迦卑试国……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龄龀齿,长一寸余。又此东南往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可见,供奉在迦毕试国的佛顶骨舍利在唐代的龙朔元年(661年)初春被王玄策从中亚带回了国内,并供奉在皇宫之中。而在此之前的显庆五年(660年)初春,“西域又献佛束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僧道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法苑珠林》卷38)同书还记载说,这个顶骨舍利为螺髻束发的小顶骨,并非大顶骨。这么说,佛顶骨舍利在唐代至少两次从印度传到中国,一个两寸,一个四寸,大小不一,但都属于比较小的顶骨。其中两寸的那个佛顶舍利来自中亚的迦毕试国,为王玄策带来;四寸的那个佛顶舍利为四位印度来华的婆罗门所献,很可能来自印度西北的那竭国酰罗城。文献中记载的并非大顶骨,可能是说比较大的顶骨依然供奉在那竭国内。这两个顶骨当时都供奉在唐朝皇宫之中。 

 

唐代皇宫中供奉的佛顶舍利后来流落何处?现存的资料已经很难理清一个明确的线索。但可以肯定的是,来到中国的两个佛顶骨后来继续为中国佛教界所供奉。

后世陆续在一些地方发现有佛顶骨舍利的遗存可能与这两个佛顶舍利有一定关系,如四川蓬溪县鹫峰寺的白塔就被认为是供奉佛顶骨的所在,浙江阿育王寺也被认为供奉着佛的顶骨,近年来在南京和山东的兖州都发现了佛顶骨。与此同时,中国的佛顶骨舍利也有部分再次分割转移供奉到韩国。如据韩国江原道平昌郡五台山月精寺的寺传记载,新罗善德王五年(636,一说七年)慈藏入唐,得舍利及佛顶骨等归国,创建皇龙寺和通度寺,安奉由唐地求回的佛顶骨以及贝叶经等。南京发现的佛顶骨舍利与印度历史上阿育王的那次大规模的舍利分供活动有内在的联系,可能的情况有两种:一是阿育王转供于印度西北那竭国的佛顶舍利或由那竭国转移供奉于迦毕试国的佛顶舍利后来由唐朝宫廷再次转移供奉到了南京长干寺(甚至还有其他地方);一种可能就是属于阿育王那次大规模的舍利转移供奉中的一部分。当然,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小。由于这具佛顶舍利在历史上曾经是印度最著名的舍利,也是世界范围内三大著名舍利(还有佛牙、佛指)之一,堪称佛舍利的主要代表,所以它在当代中国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宗教意义和文化意义。

~连载·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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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对5世纪初北印度民间佛教信仰的考察(一)

法显对5世纪初北印度民间佛教信仰的考察(二)

法显对5世纪初北印度民间佛教信仰的考察(三)

法显对5世纪初北印度民间佛教信仰的考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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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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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心尊者 Ashin.Dhammasāra

2014年 接触南传上座部佛教,并参加内观禅修营学习禅修方法。

2016年 放下工作全身心独自住山修行。

2017年 赴缅甸仰光雪乌敏禅修中心(Shwe Oo Min Dhamma Sukha Tawya),于德加尼亚西亚多(U Tejaniya Sayadaw)座下剃度出家。随后在因德嘉长老(U Inndaka Sayadaw)座下达上成为比库,并长住于恰密棉禅修中心(Chanmyay Myaing Meditation Centre)。

2018年 在因德嘉长老的指示下,给前来参学的中国禅修者进行佛法开示和禅修指导。

2020年 翻译了坦尼沙罗尊者(Ven. Thanissaro Bhikkhu)的著作《佛法溯源》。受北京四念处学习中心邀请,线上开示“唯一道——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系列课题研究讲座5讲。

研究方向:

原始佛教溯源,依据巴利圣典四部尼柯耶,通过对巴利原词词意的探究,在不盲目依赖任何后期注释的基础上,只运用佛陀原始的理论框架如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十二因缘来禅修。依据佛教史、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探索原始佛教的思想架构。

编辑:Tārakā

校对:Upekkhā

图片:面包手

终审:法心尊者 灵犀 Upekk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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